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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、杭州等地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多集中在民办领域，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。但随着公办学校实行就近免试入学，如果学校间不注重均衡发展，某些学生对口入学的学校、学区质量不高，家长也可能选择读民办学校，上海和杭州的民办择校热也会向北京蔓延，进而出现新形式的“占坑班”。

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，复牌的金一文化股价大跌。根据前复权，从5月17日至5月28日收盘，不足半个月时间市值蒸发超过30亿元。5月29日，金一文化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质押股份触及平仓线，当天开市起停牌。金一文化多次停牌也引发了监管层的关注。5月17日，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来关注函，表示金一文化“以收购或出售资产为由，先后于2017年11月6日、2018年2月5日、2月26日停牌，上述资产收购、出售事项多数宣告终止”，要求公司详细说明上述停牌是否存在虚假停牌、“忽悠式”重组的情况，并提供相关证据。

目前，要鼓励平台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各界的共识，因此解决上述这些问题、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就成为了当务之急。首先，应当明确政府与平台之间的责任界限，让平台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被赋予其相应的权利、得到相应的资源。要对某一事物进行管理，无非有两种思路：一是以政府主导的管制（regulation），二是以相关主体自发组织、自发参与的治理（gover-nance）。而如何在两种管理模式之间寻找界限，关键要看它们之间的成本-收益状况。根据这一标准，很多事情交给具有更多本地信息（LocalKnowledge）的平台是会更有利的。以网约车为例，究竟谁可以开网约车、谁适合开网约车，平台在更多时候要比政府更有发言权，因此制定网约车司机标准的责任就更应该交给平台而非政府——当然，这也意味着如果因此出了问题，平台应该为此负责。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在让平台担负责任的同时，也应当给予其相应的权利和资源。例如，如果要让网约车平台有效判断司机资质，就应当允许其从公安等部门获取司机的相关信息。唯有如此，平台才能真正履行好其职责。

对于上市公司与业绩补偿人林黎明之间的争议，相关知情人士表示，原管理层主导的这次收购似乎颇有玄机，因此在现任管理层主导下，双方对于补偿义务的确认存在争议。现任管理层是谁呢？金龙机电董事会经过改选后，新进人员多为“空降”，而不是出自金龙集团。一名接近金龙集团及金绍平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，金绍平方面仍在努力拿回金龙机电控制权以维护公司经营稳定，但由于此前出让金龙集团投票权等纠纷问题，上市公司暂由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磊方面占据主导。

据澎湃新闻报道，迅付公司首先是在前几轮期货平台诈骗案中扮演受害人角色，表示此事是犯罪分子与商户之间的暗箱操作，公司本身不知内情，同时还向受害人提供钱款入账的商户信息以及其他帮助，让受害投资者只能转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案。当受害的投资者们发现公安解决不了事情，且入账商户根本联系不上时，迅付又向所有再次到上海进行维权的受害投资者提供食宿，使用拖延战略，使维权陷入停滞。

“要解决这个痛点，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联合警方优化反诈骗流程。”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芮雄文表示，选择延时到账的用户，如果在到账前发现被骗，要及时报警，并向支付机构上传报警的相关凭证，这笔转账就会被临时冻结。一旦警方判断确实系诈骗，转账就能原路返回。